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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利队大衣哥,富极生悲

2022-01-17 10:50纬来体育台/高碑店/纬来体育台

朱之文又一次被送入大众视野。

因为儿子的婚事,今年已经52岁的朱之文,再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“炒作”“吸血”“闹剧”“道德绑架”,自成为“大衣哥”以来,朱之文的生活似乎始终围绕着这些词。

面对争论和非议,朱之文坦言自己已经习惯了,他说:“在出名的这10年里,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。”

几天前,“大衣哥”朱之文儿媳陈亚男于个人短视频平台上,说明自己已经与朱之文的儿子朱单伟解除了婚约。

在那三封不算短的自白信中,陈亚男是委屈与不甘的。

她坦言在成为朱家儿媳的这些年,自己的生活“可以说是衣食无忧”,公公朱之文也曾表明不需要她挣钱养家,可由于不想“啃老”,陈亚男还是选择进入直播领域工作,因为:

“我也想做一些事,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”

可问题就在此时出现了。

陈亚男声明截图

有网友去回顾了陈亚男的几次直播,发现其内容近乎都与公公朱之文相关。如此,“蹭流量”、“赚热度”等言论不断涌现,更有人说,陈亚男不过是为了钱财才选择嫁入朱家。

面对这些言论,陈亚男将它们全部归结为“网友的人身攻击和侮辱”,并说自己因此“一度走在崩溃边缘”。

所以她恳求朱之文能站出来把事实澄清一下,但令她失望的是,朱之文一方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她想要的回应。

陈亚男声明截图

于是陈亚男决定离婚了。

在发布解除婚约声明后不久,陈亚男委托母亲将订婚时朱之文一家给予的彩礼退回,希望以此自证清白,可网友似乎并不买账,争论仍在继续。

时至今日,除了署名为“大衣哥文化”的自媒体账号,发表过“朱之文7问陈亚男”的文章,朱之文本人及儿子都未做出回应。

这场由朱之文家务事引起的讨论,为众人留下了诸多疑问。

真相还需等待,可无论结局如何,风波里的朱之文都无法平静。

回想2011年成名的那个夜晚,朱之文一定想不到,“大衣哥”的名号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名气,还会带来无法言语的无奈与心酸。

在凭借一首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走红后,朱之文最先感知到的是喜悦。

那时候他刚刚收获“大衣哥”的标签,外界对他的认知仅停留在“农民歌手”,很多人想要了解他,媒体成了最先登门拜访他的人。

在最初成名的日子里,朱之文很乐意接受采访。

听闻有记者上门,他会提前几天在家里做好准备,白天整理家务,晚上沐浴更衣,他希望以最好的精神面貌迎接远方来的客人,“有时候激动得都睡不着觉”。

镜头面前朱之文总是容光焕发,对于媒体提问也是知无不言,他觉得“能上电视的机会不多”,一定要好好把握。

2012年,在成功登上春晚舞台之后,朱之文成为了真正的“家喻户晓的名人”。找他演出、录节目的人越来越多,专属于大衣哥的烦恼也开始增加了。

与名气同时走向全国的,还有朱之文一刻不停的脚步。

一夜成名后,他参加了不少商演活动,饭馆开业、楼盘剪彩、公司年会……他穿梭在各类演出现场,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着自己的成名作。

很多时候他在台上唱着,台下的人吃饭喝酒聊天,演唱结束后再一拥而上地冲上台,一边与他合影一边高喊“我是你的歌迷”。

可这些人真的喜欢他吗?

这个问题朱之文从来没有想过。

商业演出不断增多,朱之文不得不辗转于各个城市,最忙碌的时候,他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奔波在路上。

乘坐各类交通工具成了他每天的任务,日复一日,他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,肩膀和手腕也因为签名太多而酸痛不已,“真是一身的病”。

在参加各类演出时,朱之文时常会被节目组要求演出一些明显不符合自身风格的节目。比如唱周杰伦的歌、跳迈克尔·杰克逊的舞蹈,以及和交响乐团配合演出。

对此,朱之文表现得很吃力,彩排时常闹出笑话。每当这个时候,排练厅里都会传出阵阵笑声。

而站在一旁的朱之文只能尴尬地搓搓手,然后对着镜子继续做出略显怪异的舞蹈动作。

朱之文练习舞蹈

与此同时,朱之文也曾被邀请参加一些所谓高雅艺术的演出。从田野走进音乐厅,站在各类管弦乐器中间,他格外局促。

那一天,朱之文看着指挥棒在自己的面前来回挥舞,却不懂如何配合。多次出错之后,乐队指挥毫不客气地当场指责他各方面都不够专业。

尴尬,显而易见。

和其他名人相比,草根出身的朱之文格外平易近人。他从不会拒绝电视台提出的任何要求,即使很多时候,为了迎合舞台他已筋疲力尽。

他从来不追问必须那样演出的理由,也不追究电视台的要求是否合理,他只是偶尔抱怨:

“做节目特别累,不如干农活轻快。”

对于“成名”这件事,他开始感觉到疲惫了。

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,朱之文减少了商业活动的次数,但对于公益演出,他则鲜少拒绝。

2012年,朱之文应邀参加某慈善拍卖活动,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,他第一次脱掉了那件将自己带上成名路的军大衣。

为了给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孩子筹款,朱之文决定拍卖大衣,“这就是一件衣服,大不了以后再买件新的,但如果它能帮助到别人,就是好的。”

后来,这件他在旧货市场以28.5元购入的大衣,被富商以51.8万元拍得,为了表达谢意,他还特意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见到这样的场面,主持人又说,其实真正需要资助的不是1位病人,而是6位,而且还都是儿童。随后在现场,6位患儿家属对着镜头痛哭流涕,一边诉说着命运的不公和残忍,一边对朱之文表达着感谢。

这让朱之文既感动又心疼,于是当听到主持人说,大衣拍卖所得并不够支撑所有孩子后续治疗时,他赶紧补了一句:“我个人再出资十万。”

话音刚落,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,朱之文笑得很开心,台下的经纪人却有点懵了。

这是朱之文成名的第一年,十万元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,经纪人试图劝说朱之文放弃捐款,可他却拒绝得很干脆。

“你别考虑这些,这些都无所谓。能让小孩治病,这个名要不要无所谓。”

最终,朱之文拿着借来的钱履行了公益诺言。这本是好事一桩,没成想很多事就是从此走向了失控。

朱之文谈捐款10万元

将大衣拍卖之后,朱之文成了有名的“大善人”。很多人乐于探讨他的质朴与善良,然而不久之后,“他有钱就该捐”的言论也渐渐传开。
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,坊间开始流传“大衣哥年薪过千万”的言论,朱之文成了公认的“有钱人”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他“寻求帮助”。

朱之文曾碰到过一次让他极为恼火的“碰瓷”。

那一天,他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家,在路口等待红灯时,一位女子拦住了他,言语激动地说:

“大衣哥,追了你一路,可算追上了,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求助突如其来,朱之文丝毫没有心理准备,正当他准备和女子交谈时,一辆大型货车从岔路口开了过来。

朱之文担心女子被剐蹭,便将车向旁边挪了挪,给对方让出了一个安全地带,过程中却将一位站在路边的老太太碰倒了。

朱之文吓了一跳,赶忙上前查看情况,而老人家的爱人就在此时冲了出来。老爷子没有听朱之文的解释,而是直接开口叫骂道:“你不是就是个朱之文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!”

被横加指责的朱之文有点委屈,他想寻求那位女子的帮助,不成想怕惹上麻烦的她已骑着车离开了现场。

随后朱之文主动提出带老人去医院做检查,医生诊断对方并无大碍,可老人家属却坚持向他索赔,不仅态度强硬,而且脏话不断。“骂得很难听,而且一直在骂……要不是因为我是名人,我肯定揍他们了”。

老人一家不依不饶,无可奈何的朱之文只能出钱了事,“最后给了他们8000块钱,他们才不骂了”。

朱之文回忆被讹往事

后来,这次救人反被讹诈的遭遇,成了朱之文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,日后每每讲起仍觉得无比愤怒。他不满老人一家破口大骂的恶意,更不理解女子选择骑车离开的理由:

“她走之前还看了我一眼,这个是最让我难受的。”

这件事之后,朱之文变得谨慎起来。他不再理会路边随意找上自己的人,却无法避免那些寄到家中的求助信。

朱之文至今都不懂,村外面的人是如何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的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,朱之文每天都会接到村快递站打来的电话。起先他以为是粉丝给寄来了礼物,可拿到手里才发现,那些全都是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信,而其中内容无一例外的,全都关乎一个话题:请求大衣哥捐款。

这其中,有人声称自己患有白血病急需钱财治病,有人则说父亲已卧床多年需要捐款维持治疗,更有甚者说自己单身三十多年,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对象,急需一笔结婚资金。

癌症、瘫痪、中风、残疾、买房、买车……面对众人五花八门、真假难辨的求助理由,朱之文始终抱有复杂情绪。一方面他担心被骗,另一方面又害怕错过真正的求助。

对于那些信,开始时他还会主动联系求助者,询问其具体情况,可得到的回应总是错漏百出。

类似的事情发生多了,朱之文便不再管了。后来当再有信寄到家中时,他会先打开看看,如若内容关乎借钱,他就会将信和信封一起扔进土灶台里。

虚假的求助信和柴火一起被烧个精光,朱之文心中的某个角落,好像也只剩下灰烬了。

朱之文烧掉“求助信”

时至今日,朱之文仍住在老家朱楼村里,尽管他这些年的收入,已足够他在县城买一处体面宽敞的房子。关于他不愿离开家乡的理由,各类揣测不少,可朱之文的回应自始至终只有一个:

我的根在朱楼村,我离不开它。

从前谈起家乡,他的言语中总是透露着愉悦和留恋;可现在他更多表达的,却是无奈和心酸。

在收获“大衣哥”这个名字之前,朱之文更多被朱楼村里的人唤为“三大嘴”。

彼时他家里穷,“条件不说是全村倒数一二吧,也得是倒数三四”。可即便如此,他还是会拿出一笔钱去购买家用卡拉OK,有些村民也曾在背地里议论“他是不是脑子坏了?”

朱之文有一双儿女,日常生活和念书都需要开销,眼见着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,他只能背起行囊去北京工地上找了份体力活,但没几天又回来了,问及理由他说:

“城市的环境不适合我,而且也耽误我唱歌。”

朱之文在家中和鹅逗趣

成名前朱之文每天清晨四五点钟,都会到家附近的一条小河边开嗓、练歌,这样的行为经常引起村里人侧目,那时他们问,会唱歌有什么用?

这个问题在朱楼村里飘荡了几十年,直到朱之文42岁那年,“大衣哥”诞生了,答案也出现了。

在拿到成名后的第一笔收入时,朱之文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自费为朱楼村安装了健身器材,后来听说村里总断电,他又自费添置了变压器,前后花费近5万元。

村里的饮用水短缺,有人便请朱之文再出钱添置供水器。朱之文号召村民平摊费用,没成想奔走多日竟无一人附和,最后他只能自掏腰包,连配送费和安装费都是出自他的口袋。

后来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肯出钱呢?对方反问:“他有钱,为什么还要我们出?”

水、电问题都解决了,朱之文又盘算着为家乡修条路。为了表彰他的贡献,村里特意以“之文路”为其命名,并在显眼的地方给朱之文立了一块功德碑。

朱之文本不同意,因为“在我们那死了人才立碑”,但村里极为坚持,他便只能默许。

没成想碑立下了,麻烦也找来了。

那块写有“之文路”的石碑不仅成了他善举的纪念,在某些村民眼中,也变为了朱之文财富的象征:“村里谁都没有他有钱”。

之文路修成后,村里忽然有了许多需要用钱的地方。

翻修幼儿园,朱之文出资3万,没过几天又传来了建设文明村庄的消息,当时朱楼村村委会盘算着要在广场空地上搭建一个文艺汇演的舞台。

施工前,村干部拨通了朱之文的电话,问他是否愿意出钱资助活动,“得要1、200万吧,最少也拿20、30万”。

听了这话朱之文笑出了声,重复了几次金额后便挂断了电话。

后来这件事成了朱之文“不懂感恩”的证据之一,村支书说,成名之后的朱之文还做了很多“过河拆桥”的事:

“包括群众,包括镇里、县里、村里,那都是极力地捧他,要不然他走不到这一步。(之前)俺村里找他捐助建个学校,(他)一分钱没捐。”

用钱的不只有朱楼村,还有村里的人。

在还只是三大嘴的时间里,朱之文有两个乐趣,一是唱歌,二是和家中的鸡、狗逗乐。村里人觉得他“不着调”,平日里也不愿和他来往。

但当他成为“大衣哥”之后,一切都变了模样。

朱之文的朋友变多了。

许多从前不常来往的人,在他成名之后,都有了“到家里坐坐”的习惯,见面通常以叙旧开篇,而后便绕到“借钱”的问题上。

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,久而久之朱之文也怕了。

有一次他去邻居家做客,妻子李玉华来电说“有朋友来借钱”。朱之文听后不自觉地一抖,然后赶紧和邻居说:“我能在你家躲躲吗?等借钱的走了再回家。”

结果这一等,就从下午4点,等到了深夜10点。

对于借钱,朱之文能躲则躲,可即便如此他家中还是攒下了一沓厚厚的欠条。

根据他的回忆,写在上面的欠款加起来有100万元,其中有的要了回来,但更多的则是有去无回。

时间久了,朱之文也看清了。他不再张罗着为村里添置东西,也极少与村里人打交道,他甚至改掉了坚持了几十年的,去河边练歌的习惯。

他想图个清净,可在外人看来,他是“有钱就飘了”,“太拽了”。

朱之文在村里的口碑急转直下。

后面再有媒体到村里采访,面对有关朱之文的问题,大多数人都选择闭口不谈,而谈起那条“之文路”,村民则表示:

“就修了那一段……之前还说要把这个桥也修上来……说大话使小钱。”

如今在朱楼村里,那个曾被立在路口的“之文路”石碑,早在几年前的一个深夜,被村民用锤子砸碎了。

所谓功德粉碎一地,朱之文说:

“都是钱闹的。人跟人打交道是最难的,我现在特别心灰意冷。”

这些年,朱之文越来越不爱出门了。

刚出名时,他还时常会去农地里干农活,碰见赶集日,他也会骑着三轮车去集上采购一番。即使每次出门都会引来不少人围观、合影,但他还是乐在其中,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粉丝表达爱意的方式。

可最近几年,朱之文更多时间都留在家里,又或者说,是被迫待在家里。

直播短视频时代来临后,朱之文的家门口成了朱楼村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很多人举着手机聚集在此拍摄大衣哥的生活,出门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。

“我们家像个公园,谁来都可以。”

围观直播朱之文的人

如今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搜索“朱之文”,关联用户已高达上百人,点进这些人的作品主页,其中内容则全都是有关朱之文的日常。

通过那些短视频,人们可以了解朱之文一天的生活:挑拣粮食、整理家务、吃饭洗漱,或者偶尔唱歌,对于旁观者来说。这一切看起来都极为平常,可于拍摄者而言,这些都是难得的生财之道。

第一批主播涌入家门时,朱之文还不知道“直播”为何物,后来见的人多了,他便也懂得了所谓“变现”“运营”“流量”的意思。

“挣钱啊,不挣钱谁来拍他?”前来直播的人并不避讳谈及此类的话题:“在镇里打工,有时候一天才能挣一两百,在这里拍朱之文,一天光靠直播打赏,赚的就比打工多。”

在他们看来,直播大衣哥的生活只是挣钱的方式之一,至于会不会影响朱之文的生活,他们并不关心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朱之文需要承担的“业务”也逐渐增加。最初,人们只是要求他唱歌表演,后来又演变成代言、拜师。

有些主播在找到朱之文时,将产品强行塞到他手中,然后对着镜头说“本产品由大衣哥代言”。对于这些朱之文总是异常气愤,他甚至会直接对着镜头说“这根本就是骗人的”。

还有人拜师不成,便直播向他索要120万元的“精神损失费”,不给便砸门。

朱之文的生活彻底乱套了。

2020年,朱之文家的大门被两名粉丝以拍摄视频为目的一脚踹开,事后涉事人员虽得到了处罚,可朱之文的烦恼却没有就此停止。

朱之文从来没有具体计算过,自家门前每天会聚集多少人。他只知道“从凌晨4点开始,到晚上9、10点钟,就没断过人”。

数不清的直播镜头让“隐私”成为了奢侈品,忍无可忍时,朱之文在自家外墙上挂了一排仙人掌,试图以此来阻拦翻墙进入家中偷拍的人,可没几天,仙人掌便全被踩烂了。

这之后,朱之文又在墙上安装了尖锐的铁钉,翻墙的人少了,可大门外却始终不得安宁。

这几年,爱人李玉华也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明确拒绝直播的要求,对此朱之文的回答是:

“来者都是客,人家大老远来了,只为看我一眼,和我拍个照,我不该拒绝别人。”

但在面对记者时,他又说出了另一个理由:

“不让拍就说我摆架子,让拍又说我是摆拍,能怎么办?只能不管了。”

今年,“大衣哥”朱之文走红刚好10年。

细数多年来舆论对他展开广泛讨论的理由,似乎都与“争议”相关。

从“朱之文被道德绑架”,到后来的“朱之文家门被踹”,再到最近的“朱之文儿媳妇离婚”,有关他的消息总是带着一丝悲凉的情绪,以至于外界已习惯向其投递怜悯的眼神。

有人曾问朱之文:“你觉得自己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呢?”

那时他回答: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被众人喜欢本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,可不知道为什么,朱之文始终无法感知到畅快的幸福。

“做好人真不容易。”

今天再看朱之文,他身上专属于草根歌手的励志光芒已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的,是为“流量”奔波多年的疲惫与无奈。

“一点办法都没有,累得慌,累的快不能活了。”

相似的话,朱之文在成名之后说过很多次,但时至今日,他仍没有找到可以消解这份疲惫的方法。

从前感到烦闷时,朱之文会离开舞台躲回家中。干完农活后,他喜欢在自家的院子里晒晒太阳,和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公鸡、小狗逗乐。有时,他也会到母亲的坟前烧些纸钱,和亲人说说过去的事情和如今的改变。

如此安逸几天,他的郁闷便会被一扫而光。可现在,这样的宁静也被无孔不入的手机镜头窥探着。

朱之文已无处可逃了。

“说实在的,我现在就是不想出名了,还是当个普通老百姓最好。没有那么多打扰我的,在家喂个小鸡、小鹅、小羊多好。”

可一切都回不到从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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